中国的启蒙运动虽然把个人从自己身边熟人(家庭、家族的小共同体)中解放出来，但随即又让个人落入不受制约的整体主义控制之下，以至于导致了以追求个性解放始，到极端地压抑个性终的“启蒙的悲剧”。 [阅读全文]

如今对启蒙理性与“现代性”的批判仍然时兴——在我看来，只要“后现代”价值仍然停留在破而不立的解构阶段而不能真正取代所谓的现代性价值，这种批判还会时兴下去。历史进化论，尤其是决定论的进化史观或许不会复归主流，但文明形态史观的贫困在今天已经越来越明显：这倒不是因为历史的发展与汤因比的许多预断恰恰相反（典型的事例是：汤因比曾预言“节育的西方文明”将会威胁并力图取消“农业文明的生育自由权利”，从而导致严重冲突，然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恰恰相反：是发展中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受到西方“生育人权”论的指责），而主要是因为：无论汤因比们所批判的还是所希冀的对象尽管今天仍然存在，但其存在方式都与汤因比时代几乎倒了个个。 [阅读全文]

就土地来说，应该先民主化后发展。确定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对农民是好事，最终对国家也是好事。 [阅读全文]

杰斐逊们何以既像今天的“左派”那样，要求追问统治者之责；又像今天的“右派”那样，要求限制统治者之权，似乎令人大惑不解：杰斐逊是——— [阅读全文]

1989年剧变以来，东欧1的多元政治格局逐渐形成。在这“多元”中左派是重要的一员，广义社会主义，或者说是批判资本主义、批判“市民社会”、“工业文明”或“现代性”的各种社会批判思潮并未退出历史舞台。19世纪以来的左派政治传统仍有很大影响，但与剧变前相比，整个左派运动已发生了质的变化，甚至与二战前共产党未执政时相比，也已大不相同了。

[阅读全文]

如果真正要讲社会保障不能私有化，要讲的就是国家怎么承担自己的义务，而不是国家怎么剥夺农民的权利。但是我们有些人现在讲的不是给农民提供公费医疗，而是剥夺农民的产权，然后让他终身当佃农自己种地养老。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社会保障不能私有化是完全讲颠倒了。因为这里讲的不是社会保障而是“社会剥夺”，或者说是社会“负保障”，即剥夺农民的权利。土地如果说与“保障”有关，那也只能是享受保障的权利，享受保障的权利不能落实到个人（所谓“不能私有化”），那还叫保障吗？ [阅读全文]

问题在于现在很多“三农”问题专家所讲的土地不宜私有的说法和政府讲的土地不宜私有的说法是不同的，说中国一土地私有就会产生社会危机，导致战争。政府官员说如果搞了土地私有，中国的经济就不会发展那么快。如果政府对土地的干预是按照这种方式，恰恰可以说，正是由于土地不能私有才会造成土地兼并、两极分化，有可能造成农民战争的危险，也恰恰是由相反的原因造成的。
[阅读全文]

从上述社会保障的定义也可以看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缺乏不仅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有关，更与社会组织资源的贫乏有关。官办的组织无力或无法提供社会保障（即所谓国家保障缺乏），民间的组织又没有，无怪乎只有“土地保障”即农户自我保障了。因此解决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第一当然要靠发展经济增加财政实力，第二更要靠以开明的态度鼓励乡村社会各种民间组织的发展（当然是在法治的基础上，黑社会式的“民间组织”自不在允许之列），以民间组织的合作、互助保障弥补政府保障之不足，而不是只在“土地制度”上做文章，用限制农户土地处置权的办法来“官逼民自保”。 [阅读全文]

私人产权是从无到有产生的﹐并不存在着一个以“劫富济贫”来实现“起点平等”这样的前提﹐它只需要防止“抢来本钱做买卖”就可以做到起点平等。这样﹐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天然地更易于承认竞争自由﹑个人权利。反过来讲﹐在这种条件下没有选择代理﹑监督交易就不可能有诺齐克正义﹐这样﹐自由主义者就天然地更易于承认民主与起点平等原则。总之﹐这样的条件下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应当比传统私有制国家更易取得一致。而它们与民粹主义﹑寡头主义的斗争才是转轨过程中最大的真问题。 [阅读全文]

我主张“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所以我并不爱吃西餐，但决不赞成查封麦当劳。我并不认为满族剃头留辫有什么不好，但清初的剃发令绝对是野蛮而汉族的反剃发斗争则可歌可泣。我并不认为隆乳就比缠足“进步”，清初与剃发令同颁的强制“放足令”也绝非善政，但五四前后弘扬自由个性的放足运动则无疑是大进步。我赞赏如今不少人宣传儒家，但坚决反对立儒教为“国教”并把反儒的思想贬为异端。 [阅读全文]